创新领域学者安徽合肥研讨“创新驱动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”

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314页。

普通师徒授受的教育，对象为个人，教化的对象则为全国民众，前者目的在养成有德有学的人，后者目的则在化行俗美，政治修明。古代中国人要明白一国的政教风化，必从研究他的歌乐入手，在自己的国里常采风，在别人的国里必观乐。

人要居仁由义，因为天地有生长敛藏，人要有礼有乐，因为天地有和有序。乐者综合，礼者分析，乐之用在化，礼之用在别。音乐关系政教如此其大，所以周官乐有专司，孔子要教化鲁，第一件大事是正乐，颜渊问为仁，孔子不说别的，光说乐则韶舞，放郑声。孔子常向弟子们叮咛嘱咐道： 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考问他的儿子伯鱼说：汝为周南召南矣乎？陈亢疑惑，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有一套秘诀，问伯鱼说：子亦有异闻乎？伯鱼答道：未也。《易经》未明言礼乐之分，但是《乐记》的天高地下一段实本于《易·系词》（注：《乐记》后于《系词》是假定，尚待考证）。

礼是行为仪表的纪律，制度文为的条理，用处在调整节制，使人于发扬生气之中不至泛滥横流。其实还不仅此，文艺也始终是条理之事。（张岱年，第98页）理是变动事物中不变的道理和规律，是可以认识、遵循并将之固定化、客观化的。

此皆提醒我们，必须保持对理性及政治理性的自觉和反思，避免其成为一个异在的、宰制性的、具有以理杀人危险之异化的机制。在《黄帝四经》道-理-法或道-理-名-法的结构中，法的产生具有了道的根据和理的内容，道家的政治理性亦表现出形式建构的趋向。因也者，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。说明从治玉的角度解释理在先秦时期是有思想史依据的。

君子理天地，要在实现人间秩序基础上实现天地秩序。古人入仕从政具有的各种德行之一，即使事有条理。

荀子在《王霸》篇两次指出：政令制度，所以接下之人百姓，有不理者如豪末，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。（见张东荪，第119页）就此而言，理字确实更多具有政治治理、政治秩序的政治哲学涵义。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［也］，见正道循理，能与曲直，能与终始。（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）解曰：此言名法之治，不贵独善独巧，而贵与众共善共巧。

在批评者那里，慎到会遭致豪桀相与之笑：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。黄老道家虽未特别提出道-理-法的理论结构，却特别强调理，有将理与道、法联系起来的思想意图。至此，道家的政治理性乃由超越而渐趋现实。政治理性不是一抽象的思想形态和逻辑形态，而是寓于道家、法家、儒家思想而存在。

君子行政的原则是，有益于理、符合于理的就做，无益于理、违背于理的便不做。三、法家之理：政治理性之普遍性与制度性维度 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。

如前所述，理是超越之道与具体之物的中介，是超越之道走向现实人间的枢纽。荀子多言文理，如文理繁，情用省，是礼之隆也。

在前引我疆我理及论道经邦，夑理阴阳中，理字具有治理和分地里的意义。总之，中国思想史之发展，亦似愈至后世，而愈对以前不用理之一名，所表示之义，亦渐连于理之一名而论之。[3]冯友兰，2000年：《冯友兰选集》（下卷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。韩非子的物理思想与《黄帝四经》关于名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其政治理性源自黄老道家，更体现法家之制度建构特征。荀子之理是经由理智作用而发现的、在礼义之统的赓续不绝中贯通的理。需要明确指出的是，虽然荀子提出虚壹而静的大清明状态，主张以心为途径和归宿的内在理性精神，但荀子之理因其礼乐的、道德的内涵而与道家虚静修养之自然的政治理性不同。

唯公无私，见知不惑，乃知奋起。在荀子这里，政治理性的形成要通过认识事物之理，而使其内在化为人之理性的、逻辑的心灵。

违背道理，则会失去所有的民众和财富。《黄帝四经》的形名思想尚有进一步主张：凡事无小大，物自为舍。

战国中后期政治哲学之理及政治理性经历了非单线发展的历程：从道理连用之本体论建构，到天地之理对政治权力异化的消解，从名理、物理之制度化与形式化努力，到涵泳于礼乐制度中之文理的达成，中国古代政治理性以理为载体、在各家思想相互颉颃的历程中表现其自身。 2017年：《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圣法之治则是根据客观普遍的理来治理国家。只有在‘名确立之后，‘法才有可能发挥作用，这是黄老道家比法家更为深刻的地方。（《管子·形势解》) 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，君子弗言。一方面，以理之应然积极地引导现实政治行为。

荀子之少而理曰治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，将理治同说并构成正理平治的四大政治价值。张岱年说：‘理即变中之常，歧中之一，化中之定。

理所具有的超越和自然向度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导引者和批判者，现实政治必须遵循事物的必然之理、按照事物的当然之理而行，否则会成为妄臆度冥然妄行的悖理者。理包含着普遍、客观、公正、无私的理性内涵，体现着政治哲学对客观、普遍的政治理性的追求。

由于名的加入，《黄帝四经》之道法二元结构，也可以形成为一种道-名-法的三元结构。实际上，理进入政治领域，体现了政治哲学由主观、任意向客观、规范发展的趋势，一种非人格化的秩序和普遍主义精神，由之而被贯注于政事国务。

但名理一经确定，便优先于事物，继而规范和决定事物，要求事物依名理而动。当时之人对于是非的认定并不是按照道理，而只是按照合于己之喜好或憎恶的情感而定。夫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于己者也。从先秦、两汉、魏晋、南北朝到唐、宋、明、清，从道家、法家、儒家、墨家、佛家到玄学、理学，理皆以不同面貌和思想内涵存在着。

荀子思想之重心是要尽治道之责，尽治道之责就必须言文理、重统类而先识礼义统类之理。为什么理能够是事物之当然？理之所以是当然，在于理是必然之理则，是事物内在之理，是事、物必依之而在的理。

这一思想现象既具有一般哲学思维发展的意义，更具有政治哲学发展的意义。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荀子在《礼论》篇提出，在面对宏大、高远的礼之理时，一切坚白同异擅作典制暴慢恣睢的学说，都闻风而逃。

解决此问题的思想进路，即是理的加入。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文理谓礼之威仪，情用谓内心之忠诚。